他最后一场演讲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外周T细胞淋巴瘤。
在那场演讲里，他穿着一件深色夹克，坐在一张深红色椅子上，语速很慢，偶尔抬手比划，偶尔停顿很久，好像在等自己想清楚下一句该怎么讲——或者说，下一句该不该讲。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，没有PPT，没有经济学家惯用的密密麻麻的数据图表。他像一个历史老师在给一群学生讲晚清，又像一个老人在院子里对孙子孙女说些”不中听”的话。
2025年1月，他出现了症状。整整十一个月之后，直到12月17日，才终于确诊——外周T细胞淋巴瘤，一种高度侵袭性的血液癌症，亚洲人群高发，五年生存率不到三成。十一个月的延误。对于任何一个病人来说都太长了，对于一个一生都在用数据说话、用逻辑推演的人，这个时间线本身就让人窒息。
他大概是知道的。
所以你再看那段视频，看他讲到”我们老了，已经无所谓了”的时候，嘴角那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苦笑，就什么都懂了。
“我老了，也财务自由了，静观其变。
30岁以下年轻人最可怜。
如果国家这一次走错了路，
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。”
——高善文，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
高善文，1971年生于山西临汾。北京大学本硕，清华五道口博士，师从周小川。二十多年时间里，他一直是安信证券——后来更名国投证券——的首席经济学家，被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。
外人看”首席经济学家”这个头衔，大概觉得就是写写报告、上上电视、在各种论坛上说些”稳中向好”的吉利话。但高善文不是这种人。他从入行第一天起，做的事情就跟别人不一样。
二十年前，他提出了资产重估理论——在中国资本市场还沉浸在新世纪狂欢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在数据里挖那些谁也不愿意面对的结构性裂痕。后来他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，比大多数同行早了至少五年意识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。他研究去杠杆，研究房地产”超调”，研究A股为什么永远3000点，研究为什么企业越来越不赚钱、利率反而越来越高。他的每一个判断都来自数据，每一个结论都用逻辑链条一节一节扣死——那种中国经济学家身上罕见的、不依赖比喻和故事的严密的推演能力。
但他真正让人记住的，不是那些论文和模型。
“上联：解释过去头头是道，似乎有理
下联：预测未来躲躲闪闪，误差惊人
横批：经济分析”
这副对联，是他对自己职业最诚实也最残酷的评价。一个一生靠预测吃饭的人，敢于把自己的职业写成一则笑话——这不是自嘲，这是清醒。是那种知道自己手里的工具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的、极为难得的清醒。
在他最后的演讲里，他做了两件事。
前半段，他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断：中国人在骨子里，是用”阴谋论”和”类比”来认识世界的。
他说，西方人认识世界有两个工具：客观的观察和测量，以及基于数据的严密逻辑推演。而中国人认识世界也有两根支柱：第一根是阴谋论——世界上每件事背后一定有人在布局、在谋划、在挖坑；第二根是类比——你讲道理他听不懂，打个比方他马上就懂了。二十四史每一页都写满了阴谋。中国的汉字本身就是象形文字，月亮就是画一个月亮，本质就是类比。
他说，这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：跟美国人对话的时候，是两条平行线。中国人说”太平洋足够大，容得下两个大国”——翻译到英文里，美国人就懵了。什么叫”足够大”？什么叫”容得下”？这不是一个精确的、可操作的概念。他举了一个更狠的例子：中国人说”去杠杆”，媒体就把它类比成”灌溉”——收水放水、水龙头拧来拧去。一旦你接受了这个类比，你的注意力就完全转移到了这个熟悉的故事上，不会再去追问：原始问题到底是什么？数据到底在说什么？
他说：”我极其不喜欢用类比来讲问题。但面对普罗大众，你必须用类比来讲问题。”
这段话，放在任何一个时代、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嘴里说出来，都算得上振聋发聩。但他说这话的时候是2026年，是离任之后，是他已经确诊十一个月、知道他这辈子可能没有更多机会把话说完的时候。
演讲的后半段，他回归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：用数据说话。
他扒开了中国就业市场的真相。消费者信心断崖式下滑，但官方失业率和工资数据显示的却是另一幅画面——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了过去三年里，与正常历史趋势相比，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没能找到工作。4700万。一个足以改写任何宏观经济叙事的数字。
他分析了A股十年停在3000点的结构性原因。不是”信心不足”不是”市场不成熟”——是利率太高，ROE太低。而利率为什么高？因为公共部门多年来不计代价地大规模借贷扩张—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、各类PPP项目、城投公司——它们在资金市场上对利率不敏感，借了再说，不管投资能不能收回来，不管铁路高速公路能不能盈利。”反正是扩张总需求，借了就是政绩，过几年领导都换地方了。”
这大概是他在公开场合，说过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番话了。
“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、
死气沉沉的青年人、
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。”
这句话后来被截出来在全网疯传。有说他”唱衰”的，有说他”对抗”的，有说他”被禁言”的。但如果你真的看完他整场演讲，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姿态，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生命最后阶段，对自己的国家、对自己的文明、对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，做的一次最诚实的复盘。
他说中国在近180年的历史里，绝大多数时候都站在错误的方向。鸦片战争之后、洋务运动、跟苏联、跟日本——一次又一次，历史给了机会，但中国人总选错。只有过去四十年，在邓小平规划的那条路上，”我们赌了两次，两次都赌对了。”而现在的选择，”如果这一次没搞对，年轻人就可以回去洗洗睡了。”
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没有煽动，没有悲愤，像在陈述天气。
但正是这种平静，让人脊背发凉。
高善文去世的消息是2026年7月7日传出来的。55岁。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应该正是思想最成熟、判断最准确的时候。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。
很多人把他跟周金涛并列。周金涛是中信建投的首席经济学家，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研究著称，被称为”周期天王”，2016年因病去世，年仅44岁。高善文比周金涛多活了十一年，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惊人地相似：都是在各自领域做到了顶尖，都是在壮年戛然而止，都在生前说了一些”不合时宜”但后来被时间验证了的话。
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。
成长于开元天宝时期的人，
以为盛世是常态。
谁又能想到，他们大多数人，
会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。
这句话，他说的是历史。听的人听到的是现在。而他自己，大概也在说他自己。
我不知道高善文是不是中国最后还在说真话的经济学家。但我知道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，选择了一条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选的路：不求自保。
他在确诊之后没有沉默。他在离任之后没有沉默。他在知道时间的沙漏已经翻转之后，用一种近乎急迫的语速，把那些憋了二十多年的话一口气全部倒了出来。关于中国文明的认知困境。关于政府的借贷冲动。关于4700万消失的工作。关于年轻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的命运。关于”我们怎么又嘚瑟了，怎么忽然就不会玩了”。
他说”我们已经无所谓了”的时候，不是认命。是他在用最后的时间，对这个世界做一个交代。
一个经济学家最后的演讲，不是讲给市场的，是讲给历史的。
（本文基于高善文公开演讲实录、X/Twitter公开信息及媒体报道撰写。）